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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一两年，语文教科书中文章的变更备受关注。此前，《包身工》、《狼牙山五壮士》等退出课本，屡屡成为新闻热点，最近，北京版语文教材课改，又引起了媒体和网络的关注。
这次北京的新语文课本增加了近现代作品的比重，余华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、海子诗歌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》、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节选，甚至样板戏《红灯记》都入选到了语文教材中，同时一些经典篇目也被替换下来。
增加近现代作品本无可厚非，然而类似《雪山飞狐替掉阿Q正传》、《金庸武侠名著“入侵”中学课本引争议》》（《青年周末》、《竞报》8月16日）的新闻，却引发了一场“金庸是否能取代鲁迅”的争论。
事实上，《雪山飞狐》并没有选入高中语文必修或推荐选修课本，而是作为推荐阅读作品，成为学生拓展阅读的内容。此次语文教材调整也并非单单换下一篇《阿Q正传》，而是作了大量更换，下课的还有《陈焕生进城》等文章。
可以看出，教科书引发的争论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些媒体放大或者选择性报道的结果。由于公众获得的信息是局部的，又不可能把教材找来与新闻对照，因此他们的评判基本被新闻引导，亦步亦趋。然而不可否认的是，“教科书文章变更”确实备受各方关注，一方面是因为这事关众多学生，关涉中小学教育，另一方面也与教科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有关。
首先，中国的教科书编写基本是从上而下的行为。按照各国通例，只要符合教学大纲并且经过专业机构审查，任何个人和机构都有权编写教科书。中国也有相关规定表示鼓励和支持单位、团体和个人编写教材，但是迄今为止，中小学使用的教科书基本是教育主管机构邀请专家学者编写而成，很少有哪一个民间机构或者个人独立编写教科书，被正式采用。因此，教材的任何一次调整比如语文课文的更替，都会被理解为教育主管部门甚至更高机构的意图，被多方揣测。有时这完全是过度阐释，但必须承认，这种从上而下的编写流程确实给人以过度阐释的想象空间。
其次，中国的教科书选择往往是一种被动行为。二十多年前，全国还是统一使用一套教材，没有其他的选择。现在，教材逐渐多样化，各个区域开始编写自己的教材，甚至同一个区域有好几种教材。据《北京青年报》的报道，“北京新课程改革将使用两套教材，以地理中轴线划分东西各使用一套”。教材的多样化当然是一个有益的变革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校和学生在选择教材上具有自己的主动性。如上所述，教材的选择是以地理空间为依据，学校和学生依然是被动接受的角色。由于公众没有选择权，自然会格外关注教科书的一举一动，关注教科书代他们选择了什么内容。
最后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，中国的教科书内容在国人的知识结构里占据了绝对垄断的地位。我在大学授课之初，总是困惑于一些工科专业的大学生为什么不知道康德、黑格尔何许人也。后来分析一下他们的知识结构，就不觉得奇怪了，中学分文理科之后，康德和黑格尔对文科考生来说都不是必考内容，理科学生闻所未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。在正常情况下，教科书在国民的知识结构里只是占据基础位置，大量的知识需要通过其他的阅读来完成，可是在中国，教科书在国民阅读中占据绝对优势，很多人的一生恐怕也就认真读过几本教科书。
语文课有继承传统文化、培养民族精神等任务，然而如果教科书的编写、选择没有根本性的调整，各种误读和过度阐释依然会层出不穷。
文本来源：东方早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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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
王晓渔
编辑：
李新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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